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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春凌的《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采用跨文化思想史的视角，深入探讨了章太炎与全球思想界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揭示了章太炎思想演变所依托的知识资源与思想动力，从而为“章学”研究开拓了新的境界。更重要的是，作者事实上对“全球性的思想力量”与中国近代思想兴起的内在关联进行了一次“深描”，展现出全球思想史的方法论自觉，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的全球史脉动提供了一次成功的实践示范。
Abstract：Adopting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intellectual history, Peng Chunling's Exploring the Tao: Zhang Taiyan and the Intellectual World between Two Oceans and Three Languages(1851–1911) discusses the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Zhang Taiyan and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community in depth. It illuminates th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dynamics underlying the evolution of Zhang Taiyan's thought, thereby opening new avenues for research in “Zhang Studies”. More notably, the author effectively provides a “thick description” of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intellectual current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This work demonstrates a keen methodological awareness of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offering a successful model for tracing the global currents withi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1)鲁迅：《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载《工作与学习丛刊》1937年第1期，第4页。
(2)彭春凌：《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2、50页。
(3)陈平原：《序一》，见彭春凌《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第2页。
(4)王德威：《序二开花在星云以外》，见彭春凌《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第1页。
(1)姜义华：《章炳麟评传·序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
(2)转引自彭春凌：《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第15页。
(3)参见小林武著，白雨田译：《章太炎与明治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1—164页。
(4)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见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70页。
(5)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4—215页。
(6)彭春凌：《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第18—19页。
(7)同上，第58、112页。
(8)朱维铮：《章太炎与近代学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页。
(1)彭春凌：《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第117、162页。
(2)同上，第229页。
(3)黄克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以严复与章炳麟的译作为例》，见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5页。
(4)彭春凌：《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第52—53页。
(5)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19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6年，第133—134页。
(6)姜义华：《章炳麟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7、397页。
(7)彭春凌：《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第21页。
(8)同上。
(1)学界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仲民、章可编：《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
(2)彭春凌：《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第17页。
(3)参见周保巍：《“全球史”和“思想史”如何相遇？》，载《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第19页。
(4)参见李宏图：《全球思想史：重思现代全球秩序的思想起源》，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3—10页；张文静：《微观视角与中西互动：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载《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62—48页。
(5)彭春凌：《关于“变化”的观念碰撞和知识生产——全球史视域下的汉译〈斯宾塞尔文集〉》，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8期，第174页。
(6)李宏图：《关于全球思想史的若干思考》，载《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第14页。
(7)李宏图：《“观念之网”：思想的“全球性”流动》，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22页。
(1)彭春凌：《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第17—18页。
(2)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杜宪兵译：《全球史是什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77页。
(3)参见李恭忠：《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载《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第189—203页。
(4)彭春凌：《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第12页。
(5)李宏图：《关于全球思想史的若干思考》，载《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第15页。
(6)米歇尔·埃斯巴涅（Michel Espagne）指出：“20世纪初以来，所有西方政治、美学和哲学术语都被翻译成中文，而这些翻译在许多情况下是以日语的翻译为中介，采用特定的汉语术语完成的。经克塞勒克发扬光大的跨国概念史，可以在中国人文学科的语义史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米歇尔·埃斯巴涅著，李舒扬译：《全球思想史：语义与文化迁移研究的视角》，载《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第10页）。
(1)彭春凌：《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第17—18页。
(2)同上，第50—51页。
(3)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杜宪兵译：《全球史是什么》，第179页。
(4)章可：《“语境”取向与全球思想史》，载《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第26页。
(5)彭春凌：《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第48页。
(6)同上，第51页。
基本信息: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26.02.010
中图分类号:B259.2
引用信息:
[1]李佳煌.中国近代思想全球史脉动的深描——评《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J].国际汉学,2026,No.53(02):99-104+158-159.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26.02.010.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项目编号：17ZDA19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