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州外销画是18—19世纪广州口岸出现的新型外销商品，具有商品和艺术品的双重特点。清代广州外销画的产生，既是中国沿海传统绘画外销市场发展和扩大的表现，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口岸适应市场需要而生产的新型文化产品。清代广州外销画的历史包含着丰富的全球联系，涉及具体的中外贸易史和文化交流史。从全球化视野下考察清代广州外销画，可以深刻理解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口岸的历史，同时认识多元文化影响下的跨文化贸易对广州口岸文化的塑造和影响。
宣扬儒家思想的李氏朝鲜王朝“盘索里”（说唱）小说《沈清传》，是在佛教故事《观音寺事迹》的基础上改编而来，因其包含浓厚的佛教色彩与儒家思想，故学者站在不同角度对其主题的看法亦不同。本文对比分析了《沈清传》及其原型《观音寺事迹》在人物身份、故事情节等方面的转变，揭示了转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即18世纪李朝崇儒抑佛以及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读者群参与文学活动。《沈清传》是由佛教故事脱胎而成，意在宣传儒家思想。《沈清传》作为成功借用佛教故事宣传儒家思想的文学典范，展现了李氏朝鲜王朝时期小说的动态变化，是18—19世纪朝鲜半岛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其价值不可忽视。
<正>英国汉学家毕可思（Robert Bickers）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与英帝国史的知名学者，现为布里斯托大学历史系教授，其学术研究聚焦19世纪至20世纪中英关系史，尤其关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华影响及口岸城市的跨文化互动。他的代表作《帝国的切口：近代中国口岸的冲突与交流》（The Scramble for China: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1832—1914,2011）中译本于2024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正>日本汉学家冈本隆司是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专攻明清社会经济史、东亚国际关系史。冈本隆司的研究以扎实的文献考据和宏观视野著称，注重从区域互动中重新审视传统中国的对外秩序，著有《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李鸿章袁世凯》等。近年来，他进一步将研究视域延伸至明代，提出“危机下的世界史”，试图跳出“欧洲中心论”范式，其新著《何谓明代：“危机”下的世界史与东亚》（以下称《何谓明代》）即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
<正>牛津大学艺术史家柯律格（Craig Clunas）新著《回音室：1897—1935年跨国的中国画》（Echo Chamber:Chinese Painting in the Transnational Sphere, 1897–1935）中译本于2024年5月出版。柯律格以189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成立、1935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为时间节点，通过三组中外人物与事件的“非对称对话”，揭示中国画在全球现代性中的流动性、混杂性与主体性。全书分三章：第一章《“传统的本土观点”：
<正>一本刊物的生命力，既在于其承载的学术使命与思想深度，也在于其与时代对话的敏锐性、与读者互动的活力以及持续创新的勇气，更体现为对学科前沿的引领、对学术共同体的凝聚以及对文化传承的担当。自1995年创刊以来，《国际汉学》始终保持纯粹的学术追求，全力推进中外学术互动，
<正>法国汉学家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编著，卢梦雅、郭平平编译的《明清风俗类官文选》是王霄冰主编的“海外藏中国民俗文化珍稀文献”丛书成果之一。《明清风俗类官文选》是一部基于顾赛芬《官文选》（Choix de documents, letters officielles, proclamations, edits, mémoriaux, inscriptions…texts chinois avec traduction en fran?ais et en latin,1894）中与风俗相关篇目整理而成的资料集。《明清风俗类官文选》主要辑录了明清时期官方文献中涉及民间风俗的各类文书，包括地方志、官府告示、礼制条文等，内容涵盖婚丧嫁娶、
薛爱华以语文学作为立足点，建构了具有个人特色的汉籍翻译思想，本文通过研读薛爱华的论著等原始文献，试图揭示其著述的特点和价值：薛爱华以翻译作为汉学研究和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提倡忠实于文本词句的直译策略，以传达源语文本的意象与文化内涵。在翻译实践中，薛爱华往往综合利用字词考据、自创新词、以拉丁语词源词汇翻译汉文词汇等方法，使得所译汉语词精确而古雅，以忠实句法结构而又灵活变通的方法使得译句兼具信实与流畅。薛爱华的翻译思想有其优势与局限，对于理解20世纪西方汉学界的直译传统具有一定意义，对当代汉文外译理论与实务也有参考价值。
<正>贾志扬（John W. Chaffee）是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教授，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宋史专家之一。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评价贾志扬的宋史研究“思维条理明晰、研究细致深入”。贾志扬的代表作《棘闱：宋代科举与社会》（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1985）和《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Branches of Heaven:A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lan of Sung China,1999）奠定了其在宋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本文梳理《国际汉学》创刊30年来发表有关德国汉学文章的情况，概括为四种类型，并进而强调德国汉学研究非仅囿于一端的闭门之学，而是具有多元功用，并总结为三方面：厘清德国汉学的学科史并激发相关理论思考，梳理基本事实、提供学术线索；提炼丰富的交流史材料，勾连出复杂的文化史、社会史场景；注意到“德国汉学”作为可能的整合性文化单元复合体的交叉系统功能、全球史的关键元素、梁柱结构的核心组成，以及由此可以牵连出缤纷无比的知识图景与综合画卷。在强调“国别汉学”“学刊功用”“全球史域”的同时，引入三重维度略做参照：以同时期国内汉学刊物的创办兴衰考察海外汉学学科（或学域）的兴替消长轨迹；以国际汉学名刊如《华裔学志》等更高学术标准加以衡量；以理论维度与学术理想相镜鉴，尤其从侨易学的角度略加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