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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是美国汉学界在审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时的主要取向。这两种研究取向有其合理性，但亦都存在偏颇之处：西方中心取向将东方与西方或者说传统和现代视为完全无法并立的两极，并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标准考察中国历史发展；中国中心论虽强调中国自身的内在发展，但倾向于从碎片化的元素本身论断传统的延续性，弱化甚至忽略外来因素的影响与作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中国已然被拖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在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时，应将其置于全球史的历史进程之中，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向对其内在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发展演化进行动态化的考察，如此方能真正“发现在中国的历史”。
Abstract：Since the 19th century, a West-centered theory and a China-centered theory have been the main orientations of American scholars in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se two research orientations have their own rationality,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biases: the West-centered theory regards the East and the West, or the tradition and the modern, as two poles that cannot coexist at all, and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 with the West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 as the standard. Although the China-centered theory emphasizes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itself, it tends to judge the continuity of tradition from the fragmented elements themselves, weakening or even ignoring the influence and effect of external factors.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new sea route, China was dragged into globaliza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history, and investigate its internality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from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rection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really “discover Chinese history”.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6—7页。
(2) Elijah Coleman Bridgman,“Introductory Remarks,”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No.1(May, 1833), p. 4.
(1) Elijah Coleman Bridgman,“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1(May, 1835), pp. 5–9.
(2) W. A. P. Martin, The Awakening of China. New York:Doubleday, Page and Company, 1907, pp. 149–280.
(3)费正清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4)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5) John K. Fairbank and Ssu-yu Teng, China’ s Response to the Wes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
(6)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84.
(7)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1)费正清著，牛贯杰译：《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0页。
(2)季剑青：《超越汉学：列文森为何关注中国》，《读书》2019年第12期，第15—16页。
(3)刘文楠：《在世界中发现“中国”：重译列文森的几点思考》，《澎湃新闻》 2019年12月1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222064，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3月5日。
(4)柯文（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页。
(5) Levenson, op.cit., p. 67.
(6) Chang Hao,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69.
(7)卜正民（Timothy Brook）、格力高利·布鲁（Gregory Blue）主编，古伟瀛等译：《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5、88页。
(1)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Basic Books, 1963, p. 130.
(2) Ruth Fulton 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 New York:Mentor Books, 1952, pp. 5–6.
(3)戴维·凯泽著，邵文实、王爱松译：《美国悲剧：肯尼迪、约翰逊导演的越南战争》，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第518页。
(4)《美国与中国》，第459页。
(5)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见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1—142页。
(6)《在中国发现历史》，第59页。
(7)魏斐德著，梅静译：《中华帝国的衰落·序言》，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第3页。
(8)《在中国发现历史》，第205页。
(1)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序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9页。
(2)柯文著，程美宝译：《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收入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75—276页。
(3)刘广京、周启荣：《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第86—87页。
(1)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23页。
(2)具体可参见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史林》2006年第6期，第119—145页；卢汉超：《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论西方汉学中的“唱盛中国”流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513页；卢汉超：《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吗——再论西方“唱盛中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5—15页等。
(3)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0页。
(4)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史林》2006年第6期，第141页。
(5)王东杰：《从内部看历史和回到列文森》，《读书》2020年第2期，第32页。
(6)何炳松：《中国文化的发展及其前途》，《时代精神》创刊号，1939年8月10日，收入何炳松《何炳松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4页。
(1) Herrlee G. Creel,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38, pp. 253–254.
(2)王国斌、罗森塔尔著，周琳译，王国斌、张萌审校：《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2页。
(3)李伯重：《“大分流”之后：“加州学派”的二十年》，《读书》2019年第1期，第96页。
(4)《从内部看历史和回到列文森》，第31页。
(5)阿里夫·德里克著，李冠南、董本格译：《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8页。
(6)葛兆光：《从“周边”发现“中国”》，《南方周末》2011年10月1日，第6版。
(7)王平：《世界的魏斐德：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周锡瑞教授访问记》，《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4期，第31页。
(8)葛兆光：《侧看成峰：卜正民主编“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中译本序》，收入葛兆光《侧看成峰：葛兆光海外学术论著评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6页。
基本信息: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23.01.003
中图分类号:K25
引用信息:
[1]吴原元,于海燕.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美国学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取向的再省思[J].国际汉学,2023,No.34(01):31-38+156.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23.01.003.
基金信息:
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项目“民国时期来华留学的美国学人及其汉学研究”（项目编号：2020BJ10）的阶段性成果
2023-01-10
2023-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