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

参考文献

(1)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33页。

(2)陈寅恪：《敦煌劫馀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66页。

(1)罗福苌译：《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伯希和氏敦煌将来目录》，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第717—749页。

(2)罗福苌译：《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伯希和氏敦煌将来目录（续完）》，载《国学季刊》第3卷第4期，1932年，第733—772页。对于下半部分迁延近十年方才得以发表的原因，杂志编者的解释是：“本篇原在十年前本季刊发表了上半部分；中间经过许多人事的变迁，几至散佚，无可寻考。研究所国学门积件现经清理，复得出现。至于全目似不止此数，罗氏来稿已完，特续登毕。编者记。”另外，2017年出版的《罗福苌集》（王旭梁主编）已将《国学季刊》上发表的上下两编《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以高清图版的形式做了影印，以便研究者使用。

(2)罗继祖辑：《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2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7—97页。按，罗振玉在《凝清室日札》书前的小序中称此书是他自撰的学术札记，但书中内容大多编译自英、法、俄、德等国学者公开的资料，考虑到罗振玉本人不通外文，该书实际上应当是罗振玉为其亡子编订的译文遗集，只是最终未能完成而已。

(3)王冀青：《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载《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2期，第132页。

(5)按，“利”字可能是排印错误，也有可能出自罗振玉的误记，因为伯希和之名当时又译作“伯利和”。罗振玉稍后写成的《莫高窟石室秘录》已将其名字改成“伯希和”。

(6)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载《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1909年，第42页。

(7)伯希和率领的“探险队”于1908年8月23日达到西安，9月20日离开。负责测绘和收集标本的瓦阳（Charles Vaillant）最先携带自然史搜集品返回法国，摄影师努埃特（Louis Nouette）陪同伯希和赴南京、无锡拍摄端方、裴景福的收藏品。1908年12月，努埃特押送80箱西域劫掠的搜集品返回巴黎。

(8)伯希和在敦煌期间的日记中记录了一部分他认为比较重要的写卷，并附有若干说明，这些日记内容与罗振玉的记录多有重合，可见前者应当是后者的来源之一。伯希和的记录，见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1906—1908》，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485—501页。

(1)罗振玉晚年在《集蓼编》中回忆道：“伯希和教授归国时，予据其所得敦煌书目，择其尤者，请代为影照”（载《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第62页，引用时标点有改动），可证罗振玉所得目录大体上出自伯希和之手。

(2)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未完）》，载《东方杂志》第6卷第11期，1909年，第55—67页；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续前）》，载《东方杂志》第6卷第12期，第81—87页。

(2)罗福苌译《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第2550号写本叙录的内容如下：“《阴阳冢墓入家深浅法》《五姓同用卌五家书》第卅七（背面似为《法琳别传》，又有庐地迦及二睹货逻僧《巡礼五台记》）。”

(3)祖艳馥等编：《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第96—98页，标点为引者所加。原书录文有若干讹字，同时误将农历日期直接当作公历，现悉据图版改正，为避文繁，不一一出校。

(5)《史与物》收录1913年5月26日罗振玉致伯希和书信一封，信中有“小儿译蒙先生不吝为之改正，感荷无似”一句（《史与物》，第92页），“小儿译”在时间上似乎与罗福苌译《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颇为接近。但罗振玉拿到目录原文的时间在本年10月以后（相关论述见下文），因此伯希和改正过的“小儿译”不可能是法藏敦煌目录的译文。另按，罗福苌曾将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译成法语并寄给伯希和，希望能在法文期刊上发表，前引1914年6月12日罗振玉致伯希和书信中“《贞卜文字考》仰荷笔削，小儿感谢无似，不知何日可就，先睹为快”一句（《史与物》，第97页）即指此事，因此1913年书信中的“小儿译”所指应当也是《殷商贞卜文字考》的译文而非敦煌卷子目录译文。

(6)罗振玉在《法京所藏敦煌古籍》前的小序中提道：“己未四月（1919年），予与博士（按：指伯希和）邂逅于沪江寓楼。劫后重逢，相得益欢……时博士将归法京，再任大学教授，重整理敦煌古籍。深盼其早日集事，先睹为快也。亡儿曾手录博士所订目录，依其编号为次，不分部类。”由“亡儿曾手录博士所订目录”一句可知，罗福苌获得目录原文的时间在此次会面之前。罗继祖在为罗振玉编订年谱时虽然基本照录了以上这段话，但将“亡儿曾手录博士所订目录”一句中的“曾”字删去（见《永丰乡人行年录》，见《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2集，第421页），如此则时间信息出现了重大偏差。

(7)但此文最终没有在《国学季刊》上发表，而是经增补后刻入《永丰乡人杂著续编》，改题为《古写经尾题录存》。

(1)《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1期，第160页。

(2)Paul Pelliot,“Kouo Hio Ki K’an,” T’oung Pao 23.1(1924):10–11.

(2)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见《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9集，第268页。

(3)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载《神田喜一郎全集》第9卷，京都：同朋舍，1984年，第353页。中文译文，见高野雪等译：《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2页。

(5)神田喜一郎：《神田喜一郎全集》第9卷，第361页；中文版《敦煌学五十年》，第77页。

(6)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见《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2集，第388页。

(7)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6页。

(8)狩野直喜返回日本的时间在1913年10月上旬，见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1)“剑公”指罗振玉的好友、汉学家藤田丰八（1869—1929），其人号剑峰。

(2)罗继祖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3页。

(2)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Volume I. 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0, pp.ⅩⅥ–ⅩⅦ。按，伯希和手迹常常书写潦草，据他的学生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的描述，伯希和的著作“都是他自己写的，用他那瘦小的、不是非常容易辨认的书法”（罗新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第403页），因而日本人狩野直喜在抄写时感到辨认困难是十分自然的。

(3)分别见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年第7卷第6期，第24—75页；1934年第8卷第1期，第40—90页。

(5)陆翔：《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序》，《国学论衡》1934年第3期，第1—12页。

(6)张凤，字天方，浙江嘉善人，平生致力文字学研究，1922年赴法国留学，1924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Recherche sur les Os du Ho-nan et Quelques Caractères de l’écriture Ancienne（《河南出土甲骨与古文字字形研究》），在法国期间曾协助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整理西北汉简，可见其人对于新发现的文字材料颇为关注，因此才会特地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抄写敦煌写卷目录。

(7)1924年年底，同在巴黎留学的刘半农致信沈兼士，称“敦煌写本目尚未正式编订，而且不知何时可以编出，现在只有一份全无条理之临时目录，且只有一份，伯希和家中亦无副本，如要钞，惟有按照看书规则，天天进馆抄写，需时约一月左右”（见1925年2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627号，“研究所国学门通信”栏目）。就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刘半农似乎并未特意去抄写，但本信函依然提供了一些伯希和原目录的基本信息。

(8)陆翔：《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序》，第12页。

(9)陆翔（1883—?），字云伯，江苏吴江人，近代海派画家陆恢之子，早年在震旦学校修习法语，精于书画及碑帖鉴定，曾译介过若干种法国汉学论著。

(1)陆翔：《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序》，第12页。

(2)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547页。

(2)胡适在该年9月4日的日记中记录道：“去看Pelliot，谈起我看的敦煌卷子，他送我他的旧作‘Notes sur quelques artistes des six Dynasties et des T’ang’。我检他论达磨的一段看了；他能用《洛阳伽蓝记》，甚难得，但他的材料还不够。他说杨衒之可信，此言是也。但他不重道宣《续僧传》，此却不很对。道宣著书断自贞观，其所记大可供参考。”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383页，可见胡适确有一定法语阅读能力，应当可以直接阅读伯希和的目录原稿。另外，胡适在回国后于1929年发表的《菩提达摩考》（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几乎完全承袭了伯希和此文中的观点，似乎也可说明胡适的法语水平。伯希和在1931年给《胡适文存三集》所写的书评中也指出：“本书卷四谈到了菩提达摩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胡先生的看法与我在1923年发表于《通报》上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见Paul Pelliot,“Livre re?u,” T’oung Pao 28.1(1931):160–161。

(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第446页。

(5)同上，第471页。

(1)陆翔的未刊稿《敦煌学著述考》在评述罗福苌译法藏目录时，也猜测狩野直喜在抄写时有删节：“伯氏原目案语多不见于是译，殆狩野氏移录时以其无关宏旨，加以刊落而福苌仍之欤？”陆翔此书的影印件见孙俊等编：《燕京传薪录：中法汉学研究所未刊稿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年，原书页码第28页。

(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第457页。

(2)同上，第477页。

(3)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volume I, p.ⅩⅦ.

(5)据杜乃扬的说法，1945年伯希和去世后，其遗稿中发现了P.3512至P.3592号目录，另外有数百个卷子只有编号而没有描述性文字，还有三百多段描述性文字没有标注对应的卷号，见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Volume I, p.ⅩⅦ。另外，王重民先生还称，他见到的伯希和目录除了P.2001至P.3511号以外，还有P.4500-P.4521号，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547页。但很显然无论是狩野直喜还是张凤都没能见到P.3511号以后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