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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帝御制诗流播至周边属国，在越南阮朝激起了明命帝的复杂回响：明命帝对乾隆诗的水平多加贬斥，但在创作理念、编刊方式、内容题材和艺术特色方面深受乾隆帝影响。这展现了两国围绕汉文诗创作的文化较量：清朝将御制诗作为宣告文化正统的手段，激起了越南皇帝的对抗；越南帝王出于文化正统观念和巩固“次宗藩体系”之需求，企图对抗清朝的文化正统地位，实则难以摆脱清朝的文化影响。文化维度的较量与政治维度的等级关系，共同折射出宗藩体系的复杂面貌。
Abstract：The imperial poetry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of the Qing dynasty disseminated to neighboring tributary states and elicited a complex response from Emperor Minh Menh of the Nguyen dynasty of Vietnam. While Emperor Minh Menh often criticized the quality of Qianlong's poetry, he w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it in terms of creative philosophy,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methods, thematic content,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This phenomenon reflects the cultural contest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regarding Chinese poetic composition: the Qing dynasty used imperial poetry as a means to assert cultural orthodoxy, which inadvertently provoked resistance from the Vietnamese emperor. Driven by notions of cultural legitimacy and the desire to consolidate a “subordinate Suzerain-vassal system”, the Vietnamese emperor attempted to challenge the Qing dynasty's cultural authority, yet ultimately struggled to escape its influence.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this rivalry, combined with the hierarchical political relationship, collectively illustrates the complex nature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1)《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01，乾隆五十三年（1788）3月19日辛巳条，《清实录》第2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5页。
(2)前人研究乾隆御制诗对域外流播的探索尚显匮乏，仅在一些研究燕行诗作中有所涉及，如曹良辰《越南北使诗略论——以出使明清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17年）。至于明命帝诗歌，丁克顺对其诗集编刊过程进行了介绍，严明则概述其风格并举例分析。丁克顺：《越南阮朝明命帝及其〈御制诗集〉》，见《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2013年，第639—652页。严明：《阮朝汉诗》，见《近世东亚汉诗流变》，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866—871页。
(2)本文涉及越南的不同政权——安南后黎朝、西山朝以及越南阮朝等，姑统以越南述之，在论及具体内容时，再写明相应政权。
(1)谈及乾隆赏赐时皆称“国王”；论及越南皇帝时，则依学界习惯称“明命帝”。
(2)（清）爱新觉罗·弘历：《御制诗五集》卷10《赐安南国王》，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01页。
(2)皆载《御制诗五集》，具体篇目为：卷50《降旨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诗以志事即书赐之》《新封安南国王阮光平遣陪臣进贡并称明年三月起程入觐诗以志事适唐张谓戏赠杜侍御送贡物诗在侧即用其韵》；卷59《安南国王阮光平至避暑山庄陛见诗以赐之》《安南国王阮光平乞遵天朝衣冠嘉允其请并诗赐之》；卷67《书扇赐安南国王阮光平用去岁避暑山庄陛见诗韵》；卷78《安南国王阮光平故诗以赐诔》；卷81《恩赐故安南国王阮光平加谥忠纯诗以志事并命勒碑》。
(3)武辉8)：《华原随步集》，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第6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8—319页。
(5)潘辉益：《星槎纪行》，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第6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1—233页。
(6)段浚：《海翁诗集·奉和》，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第7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7)武辉8)：《华程后集》之《应制奉代和特赐朝服御制诗韵》《次日奉赐三品冠服因奉依前韵进谢》，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第6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6—367页。
(8)《（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397《礼部·朝贡·赐予二》，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7956页。
(9)徐浩修：《热河纪游》卷2，见《燕行录全集》第51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65—466页。
(10)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7页。
(11)《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42，乾隆五十四年（1789）11月4日丙戌条，见《清实录》第25册，第1196页。
(1)严明：《近世东亚汉诗流变》，第855、867页。
(2)阮福晈：《御制诗二集》谕旨，转引自丁克顺《越南阮朝明命帝及其〈御制诗集〉》，第645页。
(2)张登桂：《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185，第11册，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75年，第4158页。
(3)张登桂：《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159，第10册，第3747页。
(5)《乐善堂全集》卷首御制序，第331册，第47页。
(6)高策：《清高宗御制诗文创作流程及代笔问题探疑——以新见“乾隆御稿”为核心》，《文献》2023年第4期，第72—95页。
(7)阮福晈：《御制诗初集》卷首序，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抄本，以越南汉喃研究院藏内阁刻本参校。
(1)张登桂：《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137，第9册，第3425页。
(2)孙宏年：《越南阮朝的邦交理念及其演变初探（1802—1885）》，见包茂红、李一平、薄文泽编《东南亚历史文化研究论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4—455页。
(2)高策：《清高宗御制诗文创作流布及政治功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中文系，2020年，第208—210页。
(3)《御制诗初集》卷首《初集诗小序》，第319册，第1页。
(5)据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明命御制诗初集》抄本卷首御制序，参以丁文所录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明命帝《御制诗初集》内阁刻本。后文明命帝诗歌序言皆出此，不复注出。
(6)《乐善堂全集》卷首《御制序》，第331册，第46—47页。
(7)《御制诗初集》卷首《初集诗小序》，第319册，第1页。
(8)同上。
(9)《御制诗余集》卷2《鉴始斋题句识语》，第330册，第702页。
(1)《御制诗五集》卷22《安徽巡抚书麟奏呈乡民挖蕨得米诗以志事》诗注，第327册，第584—585页。
(2)《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50，乾隆五十一年（1786）三月八日壬子条，《清实录》第24册，第801—802页。
(1)阮福晈：《御制诗初集》卷6《读史十咏·清太宗拘泥国俗》，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2)《御制诗初集》卷33《生秋诗用元微之生春诗韵》，第319册，第508—510页；《御制诗三集》卷69《生春二十首用元微之韵》，第323册，第493—496页；《御制诗四集》卷5《生夏二十首仍用元微之生春诗韵》，第324册，第608—610页；《御制诗四集》卷8《生冬二十首仍用元微之生春诗韵》，第324册，第667—670页。
(2)《御制诗四集》卷8《生冬二十首仍用元微之生春诗韵》，第324册，第670页。
(3)阮福晈：《御制诗初集》卷3《夏生六咏》，卷4《秋生六咏》《冬生五咏》，卷10《春生六咏》，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5)谢贵安、宗亮：《崇慕与实践：清修〈四库全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47—48页。
基本信息: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26.01.006
中图分类号:I207.22
引用信息:
[1]高策.乾隆御制诗在越南的流播与回响[J].国际汉学,2026,No.52(01):64-69+157.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26.01.006.
2026-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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