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

参考文献

(1)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载《国际汉学》第八辑，此文系在2001年9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汉办和大象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6页。

(3)本文所使用的“汉学”和“汉学研究”，是在广义上的指称，即包括汉学与中国学在内。

(1) 2004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开始出版“编译丛刊”，至2023年已经出版了72部。

(2)参见刘东：《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见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3)（清）王夫之：《周易外传》卷5，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90页。

(1)“中外交通史”在今天我们统称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不再使用“中外交通史”这样的提法。

(2)以上引文源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见《傅斯年全集》第6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10页。

(3) philology这个词，现在国内通常的翻译是“语文学”或“文献学”，但在内涵表达上似乎言有未尽，而中文语汇中又找不到合适的词。傅斯年将其释为“语言学”和“文学、文献学”结合起来的“语文学”，陈寅恪则译为“历史语言学”，但都未能成为通行译法。汉学家使用这种方法，是通过语言进行族群的辨识，可以说是历史语言文化学。

(4)这里提到的几位西方汉学家的名字，伯希和（Paul Pelliot，法国），米勒（F. W. K. Müller，一译缪勒，德国，是对新疆丝绸之路北道发现的一种不知名的印欧语定名为“吐火罗语”的人），珂罗倔伦（Bernard Karlgren，通译高本汉，瑞典，语言学家），劳佛（Laufer，一译劳费尔，美国）。

(5)傅斯年等：《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致蔡元培、杨铨（抄件）》（1928年5月5日，档号：补1-3），见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第130页。

(6)以下对这篇文章的介绍，均出自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见氏著《静庵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3—207页。

(1)见汤开建汇释校注：《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1)参见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北京：中华书局，1952年；宋镇豪：《百年甲骨学论著目》，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

(2)任继愈：《汉学的生命力》，见《国际汉学》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8页。

(3)这部著作后由他的学生蒂森（E. Tiessen）整理编辑为《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Ferdinand von Richthofen:Tagebicher aus China）,1907年出版；中译本20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马雷凯：《华裔学者五十年》，见任大援主编《华裔学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0页。

(5)参见任大援主编：《华裔学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1页。

(6)参见任大援：《中国学者对〈华裔学志〉的影响与贡献》，见《华裔学志研究》，第297—316页。

(1)孟德卫著，陈恰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2)张西平：《对话与反思：再论建立批评的中国学》，载《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

(1)狄百瑞对《中西方的伟大相遇——1500—1800》推荐意见，见该书封底。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

(2)韩大伟（David B. Honey）著，李真、程钢等译：《西方汉学史：汉学先驱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郑州：大象出版社，2024年。

(3)任大援：《从远观到近取：汉学研究的一种进步》，载《国际汉学》2023年第4期“编后记”，第151页。

(4)夏含夷：《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家出土文献研究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全书60万字，直接用中文写成，成为汉学家直接用中文著述的开先例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