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

参考文献

(1)例如汪耀华：《1843年开始的上海出版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为避免混淆，本文以“上海”指今上海市辖境，以“上海县”特指明清时期上海县。

(2)慈母堂为土山湾印书馆前身，土山湾印书馆成立后，其雕版印刷品仍大量沿用慈母堂之名。研究参见张晓依：《那些被淡忘的灵魂——土山湾印书馆之历任负责人》，载《天主教研究论辑》第6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41—161页；张晓依：《土山湾印书馆西文资料考述》，载复旦大学历史系、出版博物馆编《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第321—337页；霍詠菁：《土山湾印书馆与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硕士学位论文，东华大学人文学院，2010年；任东雨：《土山湾印书馆出版书籍研究——以科技类书籍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2012年；邹振环：《疏通知译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3—177页；姚鹏：《百年流泽：从土山湾到诸巷会》，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等等。

(1)关于敬一堂刻书，仅个别论文略有触及，参见王申：《明末清初传教士在江南刊刻汉文西学文献述论》，载《基督教学术》2016年第1期，第309—322页；王申：《明末清初天主教堂刻文献的特征及价值》，载《国际汉学》2020年第2期，第155—160页。

(2)关于教堂刻本的地理分布，参见钟鸣旦著，许哲萌译，陈拓校：《中欧“文化间”书籍在华出版与传播（1582—约1823）》，载邹振环主编《明清史评论》第8辑，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第1—67页。关于禁教期刊书传教，参见张先清：《帝国潜流：清代前期的天主教、底层秩序与生活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55—205页；陈拓：《断裂与延续：嘉道时期北京天主教会的书籍刊刻》，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22年第116期，第1—46页。

(3)明清时期上海教外的西学传承，参见陈拓：《从徐朝俊到徐继畬：嘉道时期新旧西学的知识脉络》，载《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3期，第122—137页。

(4)（明）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6，《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1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78页。该书载曹蕃与利玛窦“癸丑岁”相识于北京，“问利公尊庚几何，答云：‘已无五十。’”利玛窦1610年已去世，故癸丑（万历四十一年）应为癸卯（万历三十一年）之误。利玛窦生于1552年，此时恰过五旬。曹蕃对格物之学颇有兴趣，著有《花品》《荔支谱》等。

(5)（明）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校注》卷1，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19页；（明）董其昌著，印晓峰点校：《画禅室随笔》卷3《禅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6)徐宗泽：《上海老天主堂史要：为建堂后三百周年纪念》，载《慈音：上海教区徐家汇圣依纳爵公学圣母始胎会会刊》1940年第6卷第9期，第16—23页；1940年第6卷第10期，第14—19页；1940年第6卷第11期，第12—19页。另据1640年耶稣会中国年信记载，购置敬一堂的资金来源为“潘国光筹集了一部分，当年去世的黎宁石留下了500两银子，徐光启之子徐骥补足了剩余的资金缺口。”参见刘耿：《信风万里：17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691页。

(1)嘉庆《上海县志》卷7《建置·坛庙》，清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第2b页。

(2)吴历《石庭日晷》诗云：“（敬一堂西左，花楼前之石庭，刻成为日晷。其下石笋耸立，顶上有铁线，曲悬小球，每膳前后行走，测验其影）爱此日晷凿地成，楼前测验便且明。石庭俯视球影午，厨下饭香钟自鸣。……占测虽地犹可喜，不在钦天监局里。”参见（清）吴历著，章文钦笺注：《吴渔山集笺注》卷3《三余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8页。

(3)《敬一堂志》卷3《观瞻》，见钟鸣旦、杜鼎克、王仁芳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13册，台北：利氏学社，2013年，第565页。

(4)《敬一堂志》的两个抄本，收录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13、14册。又题《上海老天主堂志》，收录陶飞亚主编《汉语基督教珍稀文献丛刊》第1辑第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5)参见张巍译：《明末清初上海耶稣会住院的运作——以〈敬一堂志〉与〈拜客训示〉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2017年；Xijuan Shi,“Confraternities in Shanghai from the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Sino-Christian Studies 27(2019):7–41；史习隽：《明末清初上海的天主教集会——以新出史料〈敬一堂志〉为中心》，载《史林》2020年第1期，第76—89页；史习隽：《明末清初上海天主教会与徐光启一族的田房交易——以〈敬一堂志〉为中心》，载《宗教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225—230页；赵殿红：《教会与社会：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耶稣会传教网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1年；史习隽：《明末清初上海天主教会的田房收支与经济自养——以〈敬一堂志〉为中心》，载《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8期，第91—105页。注：*一些文献虽未标注刊刻地，但实际可能刊刻于上海，为统计与比较的方便，暂不纳入。例如张赓《天学解惑》（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Chinois 6879），书封钤有“敬一堂印”，但书内无相关信息；又如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柏应理《天主圣教百问答》（无刊刻地），陈纶绪推测其刻于敬一堂，参见Albert Chan,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New York:Armonk, 2002, p. 155。[1]影印本收录钟鸣旦、杜鼎克、蒙曦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5册，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第123—146页。[2]影印本收录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17册，第261—294页。[3]影印本收录张西平、任大援、马西尼、裴佐宁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1辑第28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57—162页。据CCT-Database，影印本书末遗漏了题记信息：“儒者修道，自明而诚，行之弗笃，知之未深。开卷受益，贤圣遵循，爰备公籍，相与育成。凡假之者，依次更巡，勿秽勿损，勿遗勿沉。凡阅之者，毋徒吟文，如闻其语，如见其人。勉旃时习，去旧自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敬一堂识。”参见Ad Dudink&Nicolas Standaert, The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Database(CCT-Database):https://libis.be/pa_cct/index.php/Detail/objects/12072, accessed September 8, 2021。[4]影印本收录张西平、任大援、马西尼、裴佐宁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1辑第14册，第187—332页。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拯世略说》（编号Chinois 7139、7140），无“云间敬一堂藏板”字样。[5]《天教略意》另有抄本，收录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17册，第605—612页。但该抄本无刊刻地信息。[6]该《七克》刻本“书衣多钤‘敬一堂印’，并贴有刻印识语，末署‘敬一堂识’。”参见谢辉：《明清之际西学汉籍重印初探——以艾儒略〈天主降生出像经解〉为例》，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141页。

(1)表1部分文献未标注刊刻时间，但从校订者、准印者及序跋者看，约刻于17世纪。

(2)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南怀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46页。

(3)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1册，台北：辅大出版社，2009年，第242页；《江南传教史》第2册，新北：辅大书坊，2013年，第182页。

(4)高华士著，赵殿红译，刘益民审校：《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

(5)柏应理著，徐允希译注：《一位中国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事略》，上海：土山湾，1938年，第35、83页。关于徐甘第大，研究参见Gail King, A Model for All Christian Women:Candida Xu, a Chinese Christian Woma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Routledge, 2020。

(6)历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名单，参见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80—784页。

(7)《敬一堂志》卷6《人物》，见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13册，第616页。

(1)潘国光：《圣体规仪》（清康熙十八年亚嘉大刻本），见钟鸣旦等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8册，第303—373页；潘国光：《天主十诫劝论圣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编号Chinois 7220。

(2)郭纳爵：《原染亏益》，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编号Chinois 6968。

(3)有学者认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丘晟为丘曰知之子（参见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9—231页；Albert Chan,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pp.47–48），当混淆了上海丘曰知、将乐丘晟与常熟任叔良、任晟父子（参见任晟：《先考叔良任公行述》，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编号Jap-Sin 112，第160—161页）。杜鼎克已辨其非，参见Ad Dudink,“The Japonica-Sinica Collections I-IV in the Roman Archive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An Overview,” Monumenta Serica 50(2002):510。据《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会试三百十五名三代进士履历便览》（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清刻本，编号史070—0009，第35b页），丘晟之父为邑庠生丘昌坦。

(4)丘曰知：《天主十诫劝论圣迹后跋》，见潘国光《天主十诫劝论圣迹》，第152b页。

(5)《敬一堂志》卷3《观瞻》，见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13册，第566、563页。

(6)刘耿：《信风万里：17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研究》，第696页。

(7)费赖之著，梅乘骐、梅乘骏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第428页。

(8)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张绍台、沈韫辉”，第621页。

(9)高龙鞶著，佚名、张廷爵译：《江南传教史》第3册下，新北：辅大书坊，2014年，第489—490页。

(10)《天神会课》另有乾隆四年（1739）北京首善堂重刻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Chinois 6946）、粤东大原堂重刻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Chinois 6953）、浙江湖州堂重刻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Chinois 6959）等。

(1)《通崇会口根由查账》，徐家汇藏书楼藏清抄本，编号：94415B，第12a、13a、41a页；张怡雯：《分会与建堂——上海地区天主教堂空间分布特征的形成（1608—1911）》，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9年，第59—72页。

(2)陈拓：《基督宗教与家谱编修——以浦东腰路施氏为中心》，见肖清和主编《宗教与历史》第1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79—193页。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17、1041—1048、1131—1136页。

(4)上海图书馆编：《徐家汇藏书楼所藏天主教图书目录稿初编》，1958年油印本，第37页。

(5)网站：https://catalogue.bulac.fr，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1月5日。

(1)敬一堂原刻本，收录钟鸣旦等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4册，第153—212页。上海图书馆藏《四末真论》（线普长492554），该馆目录著录为1845年共乐堂刻本，实为1825年刻本。

(2)Catalogus Librorum Venalium in Orphanotrophio Tou-Sai-Vai, prope Chang-Hai, ex Typographia Missionis Catholicae（经书总目），1876, p. 47.该总目为巴黎耶稣会档案馆藏，编号F Ch 352(Imprimerie de T'ou-sé-wé. Catalogue de livres; divers)，感谢王皓博士惠赐。

(3)利类思著作原题《已亡者日课经》，收录钟鸣旦等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8册，第573—629页。

(4)《圣路善工》1842年版，收录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25册，第447—500页。

(5)该书与《辟诬编》（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耶稣会士主教亚弟盎郎准/慈母堂刊行）合订为一册，但从天头、地脚的裁剪痕迹看，当系后人装订。

(6)“任”字后有十字标记，学界常误作“任小斯德范”“任川斯德范”等；“辛”字意义不明，1852年为壬子年，故非干支。任斯德范（Etienne Albrand,1805—1853）为法籍巴黎外方传教会士，时任贵州代牧主教；参见荣振华等著，耿昇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95页。

(7)中国书店2017年秋季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网址：http://www.n21ce.com:8080/live/livepreview_detail.aspx?a=4803&t=1040，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9月4日。

(8)上海图书馆编：《徐家汇藏书楼所藏天主教图书目录稿初编》，第59页。

(1)Catalogus Librorum Venalium in Orphanotrophio Tou-Sai-Vai, p. 54.晁德蒞的“蒞”字存在多种写法，本文据原文直录。

(2)方豪称：“《四末真论》，余所藏为1825年（道光五年）共乐堂重刻本，原刻为康熙十四年（1675）云间敬一堂藏板……费赖之书谓康熙十四年本乃北京板；松江（云间）本在1825年，似所据与余所藏本同，而不知云间即松江，乃误为北京。又据费氏所云，似共乐堂亦在松江。此重刻本问世于五口通商前近二十年，弥足珍贵。”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柏应理”，第352页；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350页。

(3)上海图书馆编：《徐家汇藏书楼所藏天主教图书目录稿初编》，第16页。此后其他书目均沿误，例如李天纲：《徐家汇藏书楼与明清天主教史研究》，载卓新平主编：《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522页。

(4)参见陈拓：《断裂与延续：嘉道时期北京天主教会的书籍刊刻》，第1—46页。

(5)活跃于上海的黄伯禄（1830—1909）还曾改编《圣教理证》，参见李强：《华籍神父与晚清天主教神学本地化——以黄伯禄〈圣教理证〉改稿为中心的探讨》，见郭红主编《宗教与历史》第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3—48页。

(6)徐光启在徐家汇地区有一处故宅名后乐堂，徐光启家族的家谱即题为《上海后乐堂徐氏宗谱》，不排除共乐堂与徐家有关。

(1)参见陈拓：《书籍重刊与权威之争——以19世纪40年代新耶稣会士重返江南为中心》，载《史林》2019年第5期，第125—136页。

(2)费赖之著，张晓依译：《耶稣会士在中国——1869年的江南传教区：土山湾孤儿院》，见黄树林主编《重拾土山湾碎片》上，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年，第83页。

(3)Hubert Verhaeren,“Ordonnances de la Sainteéglise圣教规程,” Monumenta Serica 4. 2(1940):475–476.

(4)影印本收录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18册，第1—79页。

(1)影印本收录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4册，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年，第1859—2026页。该书内封题“大西罗明尧多玛氏著/格致奥略/由权古乡邻张氏藏”，书末题“安德肋录/时维大清嘉庆贰拾伍年仲秋月乡邻居士珍藏”。研究参见杜鼎克著，古伟瀛译：《圣经纪年与六个“世界年代”理论透过〈格致奥略〉传入的过程》，载《国际汉学》2019年第1期，第74—75页。

(2)影印本收录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20册，第327—612页。其中第481—484页并非《周主日瞻礼铎音》内容。该书上卷末题“时在陡斯降生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十有贰月安德肋录，古乡邻书屋珍藏”，下卷末题“时在陡斯降生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岁次壬午桃月，乡邻安德肋录”。

(3)影印本收录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17册，第355—494页。其中第485—494页并非《亿说》内容。书末题“道光壬寅小春中旬于柞邨之客舍，芗林安德肋抄录谨藏”。

(4)关于陆希言，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陆希言”，第392—399页；邓骏捷、蒋美贤：《清初耶稣会修士陆希言信札考释》，见戴龙基、杨迅凌主编《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25—240页；宋子蘅：《寻找天儒会通之路：清初儒家基督徒陆希言及其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21年。

(5)《敬一堂志》卷3《观瞻》、卷5《田房》，见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13册，第565、589页。

(6)例如张安德肋在《格致奥略》抄本中曾讨论《圣经》纪年问题，参见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4册，第1944页。周志《身心四要》抄本也有类似情况，该书有一处眉批：“亚当至洪水一千○五十六年，诺厄至亚巴郎九百二十二年，亚巴郎至每瑟四百二十五年，每瑟至降生一千五年[百]九十七年，以上照《直解》四千年；张公说四千一百五十六年；今《四要》上五千五百九十二年，不知孰是？”《直解》指阳玛诺《圣经直解》，“张公”不知是否指张安德肋。参见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18册，第65页。

(7)利玛窦：《天主实义》，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清抄本，编号MS.Chin.e.20（末题“陡斯降生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清和月上旬抄”，“罪人姚鹤鸣，领洗圣名老楞佐，坚振圣名格肋森德”）；金尼阁口授、张赓笔传《况义》，佚名《耶稣教经书目录》《圣教应用之经文》，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清抄本，编号MS.Chin.e.19（后3份文献合订为一册，末题“上邑姚老楞佐抄”）。

(1)谢辉整理的《明清之际西学汉籍序跋目录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含西学书目10种，其中收书最多的《天主圣教书目》《历法格物穷理书目》，分别著录宗教与科学书籍125、89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