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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3, No.20 152-159+207-208
伯希和1933年北平购书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的藏书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馆藏汉籍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CTQ010);; 中国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法国所藏中国俗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7008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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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3.019
摘要:

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早期的重要馆藏多数是由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利用"庚子赔款"的部分资金所购置。其中,伯氏于1933年在北平购书的票据清单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汉学研究所档案中。此次所购书籍类目丰富,约2 078种,3万册,以丛书和地方志两类购置最多。伯氏既注重稀见的古籍版本,同时也关注近现代期刊与学者的著述。他不仅广泛搜集包括地图、碑帖拓片在内的传统经史类文献,还兼及俗文学文本。1933年北平购书之行既是伯希和文献观念与学术眼光的重要体现,亦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发展之一瞥。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early book collections of th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u Collègede France were purchased by the sinologist Paul Pelliot, who used the "Boxer Indemnity" allowance on these books. The bills of books purchased in Peking in 1933 remained intact in the archives of the sinology institute. At that time, Pelliot bought thousands of various kinds of books: about 2 078 categories of 30 000 volumes, among which series and local gazetteers were the largest parts. Pelliot not on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rare ancient books, but also to modern journals and scholars' works. Besides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cluding maps and tablet rubbings, he also extensively collected folk literary texts. The books purchased in 1933 reflected Paul Pelliot's notions of literature and his academic vision. And more significantly, it was a glimp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ench sinolog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 th century.

参考文献

(1)郑鹤声:《影印四库全书之经过》,《图书评论》1933年第2卷第2期,第67—105页。

(2) 1927年,伯希和被任命为中国学院董事会成员、研究指导委员会成员,在学院的教学、行政等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在1941—1945年间担任巴黎中国学院行政院长一职。

(3) 1926年,法国外交部拨给巴黎中国学院总计1万美金的庚款补助。巴黎中国学院董事会委托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员李邺(Colette Renié)女士,利用部分经费前往北京为中国学院采购图书32箱。

(4)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关闭后运回巴黎的书籍主要为普通古籍、近现代图书和期刊等。古籍善本、拓片等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1)详情参见葛夫平:《中法文化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274—280、295页。

(2) 1927年2月5日,巴黎中国学院董事会在陆军部召开会议,最终任命伯希和、布洼叶(Paul Boyer,1864—1949)为中国学院董事会成员,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担任巴黎中国学院行政院长,伯希和、葛兰言、马伯乐(Henri Maspéro,1883—1945)、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1858—1930)、布洼叶、费诺(Louis Finot,1864—1935)、勒卢瓦(Louis Laloy,1874—1944)七人组成研究指导委员会。

(3)魏丕信撰,岑詠芳译:《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序言》,田涛主编《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4页;葛夫平:《巴黎中国学院述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25—444页;葛夫平:《中法文化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294—300页。以上诸文均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

(4) Archiv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IHEC:No.19.

(5)在北平期间,伯氏除了为巴黎中国学院选购图书,还调查中国古迹和美术作品,参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著名学术机构,并且受到了法国公使馆、《北平晨报》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北平学者名流等的热烈欢迎,参加各种公私宴会。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8—182页。

(6)票据中标注时间最早者为文华堂1933年1月13日,最晚者为国立北平图书馆4月14日。

(1)由于一部分书籍并未记录卷册和价格,因此笔者暂且按照一种一册的方式统计数据。此外,地图(454张,另有《新疆国界山脉图》2袋)、拓片(31张)、铁镜子(1个)、龟板(16块)、照片(100张)、画像(56张)没有计算在内。

(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40—241页。

(3)张敏慧:《丛书的起源、发展及其目录学意义》,《江淮论坛》2003年第4期,第100页。

(4)(清)张之洞著,陈居渊编,朱维铮校:《书目答问二种》,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212页。

(5)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66、274—278页。

(6)郭瑶、向群:《略论〈通报〉“学术论文”栏目的文献学、目录学特征—以历史、地理类论文为中心》,《国际汉学》2014年第1期,第153—163、184、205页。

(7)菲利普·弗朗德兰著,一梧译:《伯希和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页。

(1)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92页。

(2)维吉尔·毕诺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90—191页。

(3)耿昇:《法国汉学史论》(下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年,第475页。

(4)程章灿:《玩物:晚清士风与碑拓流通》,《学术研究》2015年第12期,第143页。

(5)何如月:《碑刻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以〈金石录〉和〈集古录〉为例》,《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4期,第89页。

(6)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收录于戴仁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9—30页。

(1)参见张强:《西方古典文献学漫谈》,收录于苏智良,陈恒编《欧洲历史与世界文明讲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90页;上海外国语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编:《中西比较文学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6页。

(2)伯希和编,高田时雄校订补编,郭可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页。

(3)转引自向达:《悼冯承钧先生》,《文讯月刊》1946年第6卷第4期,第63页,收录于《冯承钧学术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80—690页。

(4)(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页。

(5)《书目答问二种》,第257页。

(1)伯希和刊布在1902年《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上的《中国书目札记》,主要内容就是分析由杨守敬搜集,于1882—1884年在日本刊印的《古逸丛书》,参见王冀青:《保罗·伯希和》,陆庆夫,王冀青主编《中外敦煌学家评传》,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9页。

(2)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探险日记(1906—1908)》,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573页。

(3)戴仁:《爱德华·沙畹—同时代汉学研究第一人》,沙畹著,邢克超选编,邢克超、杨金平、乔雪梅译:《沙畹汉学论著选择》,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3页。

(4)魏丕信撰,岑詠芳译:《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序言》,田涛主编:《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页;葛夫平:《中法文化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295—296页。

(1)孙殿起:《琉璃厂小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

(2)赵长海:《新中国古旧书业》,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337—338页。

(3)国立中央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8年在广州创立,傅斯年任所长。1929年迁往北平。

(4)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傅斯年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403—406页。

(5)刘进宝:《傅斯年为伯希和的辩解》,《博览群书》2001年第1期,第26—27页。

(6)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图书馆”。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京师图书馆由大学院接管,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29年1月重新开馆。

(1)陆庆夫,王冀青主编:《中外敦煌学家评传》,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8—407页。

(2)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4(1923—192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11页。

基本信息: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3.019

中图分类号:G256;K207.8

引用信息:

[1]刘蕊,岑詠芳.伯希和1933年北平购书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的藏书[J].国际汉学,2019,No.20(03):152-159+207-208.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3.019.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馆藏汉籍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CTQ010);; 中国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法国所藏中国俗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7008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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