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

参考文献

(1)国家图书馆前身是1909年9月9日由清政府批准筹建的京师图书馆。百十余年来,京师图书馆先后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1998年12月12日改称国家图书馆。本文所述的《国际汉学》诞生过程处于1949年后时名北京图书馆时期。

(2)张西平:《后记》,载《国际汉学》2009年总第17辑,第306-308页;张西平:《任继愈先生与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载严绍璗主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年鉴:1979-2009》(上),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135-138页;张西平:《编后记:一份民间学术刊物的精神史》,载《国际汉学》2014年第1期,第199-201页;张西平:《任继愈先生和〈国际汉学〉》,载《国际汉学》2016年第2期,第5-7页;张西平:《我的学术之路(代序)》,载《游走于中西之间——张西平学术自选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15页。因本文属纪念性文章,涉及诸多学术和国图前辈,为行文简洁,除引文中所带“先生”“教授”等称谓外,其余皆省略而直呼其名,不敬之处在此致歉。

(3)国家图书馆是较早设立专门收集、整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机构。1959年便成立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阅览室。从实体机构名称来看,历史上也几易其名,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室、马列著作研究室、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室,该室于1995年3月参考研究部机构调整中被撤销。20世纪80年代该室设有对外服务的专题阅览室,也经过三次改名:马列主义文献资料室、马克思主义文献阅览室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室。或由于马列文献资料室这一名称较早使用,参考研究部同仁习惯将其简称为“马列室”。

(1)张西平:《关于设立〈国际汉学〉编辑部的建议》(1994年5月6日),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档案汇编(1960-1997),档案号:GZ01281。为真实还原“建议”,下文照录档案文字。

(1)沈兼士:《筹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载《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2页。

(2)同上,第364页。

(3)袁同礼:《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6卷第6期,1931年,第3页。

(4)尹汉超:《国家图书馆中国学文献收藏及特点》,载《国际汉学》2022年第2期,第180页。

(5)袁咏秋、曾季光:《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书叙传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2-133页。

(1)《图书季刊》编辑部:《本刊编辑部启事》,载《图书季刊》1934年第1期,内封页。

(2)尹汉超:《序言》,载尹汉超编《海外中国研究中文书目:1978-2018》,北京:学苑出版社,2022年,第3页。

(3)张西平:《近年来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翻译、研究述评》,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年第1期,第113页。

(4)袁同礼:《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第3页。

(5)《国际汉学》编委会编:《国际汉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开卷语。

(1)张西平在参考研究部工作期间,该部建立了几个以专题文献为主的研究室,所以他对中国学室的印象一直颇深,在其讲座及文章中仍经常以“室”来指称国图的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资料中心。参见张西平:《海外汉学已深深卷入到中国自身的学术建设之中》,https://mail10.cctss.org/article/headlines/6751,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7月12日。

(2)《参考研究部工作条例(讨论稿)》(1984年6月1日),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档案汇编(1960-1997),档案号:GZ00285。

(3)《北京图书馆各部、处工作职责范围及部(处)主任(处长)工作职责(试行)》,载《北图通讯》1985年第1期,第12页。

(4)周迅,1935年生于江苏宜兴,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北京图书馆参考部工作。为筹建“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1989年9月离开参考研究部,1992年担任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主任。她从事参考咨询工作多年,曾负责《中国学文献资源调查》项目,出版《论古代中国:1965-1980年日文文献目录》(1984)、合编《1522种学术论文集史学论文分类索引》(1990)等。

(5)周迅:《谈谈北京图书馆怎样开展文献研究工作》,载《北图通讯》1984年第1-2期,第20页。

(6)王靖元,辽宁锦州人,196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函授)毕业,1988年被评为副研究馆员。长期从事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与翻译工作,在北图工作的最后几年致力俄文中国学领域,曾发表《苏联汉学图书馆》《海外书讯:中国学图书馆——苏联的中国史料基地》《北图馆藏俄侨在华出版物简介》《馆藏俄苏中国学文献》等,致力编纂《馆藏中国学俄文著作辑译录》,惜最终未能出版。

(7)杨讷,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元史研究,曾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等。1987年12月26日,根据文化部文干字(87)第1522号文通知,文化部党组任命杨讷为北京图书馆负责人。1988年1月29日,文化部任命杨讷为北京图书馆副馆长。1991年2月5日,根据文化部文人函[1991]173号文通知,免去其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职务。

(1)王靖元:《建立中国学文献研究室(附资料室)的设想》(1988年1月27日),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档案汇编(1960-1997),档案号:GZ00692。

(2)《1984年3月-1992年1月23日参考研究部工作大事记》,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档案汇编(1960-1997),档案号:GZ00280。

(3)《参考研究部筹建中国学文献情报中心的请示》(1989年1月20日),国家图书馆档案,档案号:027-1,转自李致忠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下),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957-958页。

(4)馆长办公室编:《一九八九年第十五次馆长办公会会议纪要》,1989年5月30日。

(5)《中国学文献研究室成立〈国际汉学〉创刊》,载焦树安主编《参考工作1991年第1-2期》(总第16、17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1991年,第139页。

(6)张西平:《我的学术之路(代序)》,第1-2页。

(7)王丽娜,陕西西安人。1961年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本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图书馆,先后从事少数民族语文图书分编工作、西文编目和社科咨询工作。1980年开始从事中国学研究,重点为“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课题。

(8)王丽娜编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

(1)张西平:《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中文学院》,载吕才编《坚实的步履: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科建设六十年纪念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85页。

(2)《中国学文献研究室成立〈国际汉学〉创刊》,第139页。

(3)《1984年3月-1992年1月23日参考研究部工作大事记》,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档案汇编(1960-1997),档案号:GZ00280。

(4)《中国学文献研究室成立〈国际汉学〉创刊》,第139-140页。此事与张西平先生的回忆有出入,据他回忆:“任先生找到当时国家图书馆的焦树安先生、书目文献出版社刘卓英主任和我,希望我们编辑一本反映国外研究中国学问的杂志《国际汉学》”,参见张西平:《我的学术之路(代序)》,第2页。又“1992年任先生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了焦树安先生、我和当时书目文献出版社文史编辑室刘卓英主任开了一个小会,讨论如何创办《国际汉学》。”参见张西平:《任继愈先生和〈国际汉学〉》,第5页。由于焦树安是1991年5月才担任参考研究部主任的,所以此事应在5月之后发生,又根据参考研究部当时编写的刊物可以得知,任继愈馆长约见几人,应是1991年底之事。后与张西平先生核实,此事先由其提出最初建议,后书目文献出版社文史研究室刘卓英主任与参考研究部中国学文献室陈汉玉主任商谈,之后在讨论出具体栏目方案之后再向任继愈先生做的专题汇报。

(5)《中国学文献研究室成立〈国际汉学〉创刊》,第140页。此处提及“向馆庆80周年献礼”,是北京图书馆将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开馆日作为馆庆周年纪念日,1992年即为馆庆80周年。1999年将建馆周年日改为1909年9月9日,并延续至今。

(6)同上。

(1)《〈国际汉学〉聘请学术顾问》,载焦树安主编《参考工作》1992年第1期(总第18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1992年,第72页。

(2)《编后》,载《国际汉学》(第1辑),第545页。

(3)弥维礼:《弥维礼教授为〈国际汉学〉题词》,载《国际汉学》2021年第3期。弥维礼自《国际汉学》第1辑至第26辑一直担任外籍编委。

(4)张西平:《任继愈先生和〈国际汉学〉》,第5页。

(5)粟周熊:《1991年总结》(1992年1月6日),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档案汇编(1960-1997),档案号:GZ01105。

(1)馆长办公室编:《我馆将出版大型学术性刊物〈国际汉学〉》,载《北京图书馆动态》第15期,1992年5月11日。

(2)《国际汉学第一辑要目》,载《光明日报》1994年5月6日,第3版。

(3)李然:《1994年度工作总结》(1995年1月),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档案汇编(1960-1997),档案号:GZ01297。

(1)吴隽深为吴?深在此期的用名,上海人,1961年9月参加工作,曾任商务印书馆哲学编辑室编审。吴?深以其专业精神、严谨态度在出版界和学术界有着较大的影响,作为《国际汉学》第一辑的责任编辑,对第一辑的出版付出了较多的心血和努力。之后他被聘为《国际汉学》第2辑编委成员,自第3辑至第8辑一直担任副主编。

(2) Christine Nguyen Tri,“Review of Guoji hanxue國際漢學/International Sinology 1,”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 13(1995):2.

(1)苏新鋈:《新加坡空前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传扬的学术信息》,载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办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选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07页。

(2) 1996年,《国际汉学漫步》编纂小组在后记中写道:“国际汉学研究,目前在国内刚刚起步,介绍和评述国际汉学研究的书籍可谓寥寥无几。”参见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84页。

(1)《编后记》,载《国际汉学》1999年总第4辑,第535页。

(2)《编后记》,载《国际汉学》2000年总第5辑,第572页。

(1)谭斌:《赤子白话》,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第174页。

(2)叶仁文:《机构调整是北图改革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内容》,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5年第3-4期合刊,第2页。

(3)张西平:《我的学术之路(代序)》,第4页。

(4)同上,第5页。

(5)张西平:《任继愈先生和〈国际汉学〉》,第6页。

(6)同上,第6-7页。

(7)任继愈:《题词》,载《国际汉学》2004年总第10辑。

(1)严青、郭改云:《真理的思考:任继愈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1页。

(2)张西平:《任继愈先生和〈国际汉学〉》,第7页。

(3)尹汉超:《序言》,第4页。

(4)严文郁:《提携后进的袁守和先生》,载朱传誉主编《袁同礼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第17页。

(1)《编后》,载《国际汉学》1995年总第1辑,第5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