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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掀起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新高潮。这时期胡适频繁接待来京的西方人士,与欧美驻华使馆人员交流聚会,与北京大学的洋教员群体和西方汉学家频繁互动、切磋学术,胡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本文以1917年至1926年期间,胡适与来京的欧美驻华使馆人员、北京大学的外国教员以及西方汉学家之间的交往与互动为中心,展现胡适与西人的社交活动、他们之间的互动及交往。
Abstract：The May 4 th Movement set off,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period, a new climax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this period, Hu Shi frequently received Western visitors who came to Beijing, communicated with officials from the American and European embassies in China, and exchanged academic ideas with foreign faculty members of Peking University as well as with Western sinologists. Hu Shi played a principal role in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at this tim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Hu Shi and foreign faculty members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Western sinologists who came to Beijing from 1917 to 1926 as its emphasis and shows the social activiti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Hu Shi and Westerners.
(1)邹新明：《从胡适藏书看胡适与海外汉学家的交往》，载《胡适研究通讯》2012年第1期，第19—30页；邱志红：《我的外国朋友胡适之—北大英文系早期外教与胡适交游考（1917—1926）》，载《胡适研究通讯》2012年第2期，第14—28页。
(2)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6页。
(3)同上，第98页。
(1)有关1919—1921年间墨菲在华建筑事业，参见Jeffrey W. Cody, Building in China:Henry K. 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1914—1935.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61—106.
(2)《胡适全集》第29册，第100页。
(3)同上，第101页。
(4)同上，第102页。
(5)同上，第104页。
(6)同上，第111页。
(7)同上，第119页。
(8)同上，第130页。
(9)同上，第140页。
(10)同上，第141页。
(11)同上，第145页。
(12)同上，第146页。
(13)同上，第150—151页。
(14)同上，第170—171页。
(15)同上，第177页。
(16)同上，第194页。
(17)同上，第235—236页。
(18)同上，第250页。胡适先生在日记里的某些用语，与现代规范汉语有所不同，为保持其日记原有风格，不做修改。下同。
(1)参见《数理学会成立会记事》，载《北京大学数理杂志》1919年第1卷第1期，第82页。
(2)《胡适全集》第29册，第264页。
(3)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6页。
(4)《胡适全集》第29册，第297—298页。
(5)同上，第313页。
(6)《胡适全集》第29册，第322页。
(7)同上，第335—336页。
(8)《胡适全集》第29册，第355页。
(9)同上，第450页。
(10)同上，第454页。
(11)同上，第457—458页。
(1)《胡适全集》第29册，第471页。
(2)同上，第475页。
(3)同上，第483页。
(4)同上，第516页。
(5)同上，第525页。
(6)同上，第527页。
(7)同上，第525页。
(8)同上，第528页。
(9)同上，第529页。
(10) 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就Esperanto（世界语）展开过通信讨论，陈独秀、陶孟和、钱玄同、区声白参与其中，胡适在陈独秀信后有附言表态：“我对于世界语和Esperanto两个问题，始终守中立的态度。”（《新青年》第5卷第2号，第185页）而钱玄同在其信开首即曰：“适之先生对于Esperanto，也是不甚赞成的（此非亿必之言，适之先生自己曾经向我说过），所以不愿大家争辩此事。”见《新青年》第5卷第2号，第186页。
(11)《胡适全集》第29册，第574页。
(12)*表示暂无法考证相关人物的全名和生卒年，下同。
(1)《胡适全集》第29册，第576页。
(2)同上，第581页。
(3)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54页。
(4)《胡适全集》第29册，第588页。
(5)相关报道参见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13—414页；《美国女士讲演生育制裁》，载《晨报》1922年4月19日第7版；胡适口译，小峰、矛尘：《桑格尔夫人北大讲演稿：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载《晨报》1922年4月25日第2版。
(6)《胡适全集》第29册，第618页。
(7)同上，第622页。
(8)同上，第625页。
(9)同上，第628页。
(10)同上，第629页。
(11)同上，第635页。
(12)同上，第667页。
(13)同上，第687页。
(1)《胡适全集》第29册，第765页。
(2)同上，第774页。
(3)同上，第821页。
(4)《胡适全集》第30册，第132、138页。
(5)同上，第158页。
(6)同上，第159页。
(7)同上，第269页。
(1)《胡适全集》第29册，第303页。
(2)同上，第306页。
(3)同上，第308页。
(4)同上，第309页。
(5)同上，第311页。
(6)参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四章“青年期的政治训练”，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8页。
(7)《胡适全集》第29册，第319页。
(8)同上，第637—638页。
(9)同上，第513页。
(10)同上，第743页。
(11)同上，第749页。
(1)《胡适全集》第29册，第753页。
(2)参见陈焕章：《孔教经世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陈焕章此书原稿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带东亚图书馆（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上海书店出版社据原稿影印。
(3)《胡适全集》第29册，第771页。
(4) Paul S. Reinsch,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New York:Doubleday, Page&Company, 1922.
(5)《胡适全集》第29册，第156页。
(6)同上，第340—341页。
(7)同上，第342页。
(8)同上，第627页。
(9)同上，第351页。
(10)同上，第463页。
(1)参见胡适：《南游杂忆》，收入《胡适文集》第5册，第613页。
(2)《胡适全集》第29册，第557页。
(3)同上，第567页。
(4)同上，第616页。
(5)参见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3—54页。
(6) 1930年，卫礼贤去世，翻译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任务似落到其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肩上。据1933年12月31日胡适日记载：“尉礼贤先生之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来谈，他把我的《哲学史》上卷译完了，已付印。他要我作一序文。”（《胡适全集》第32册，第254页）但我们并未见此德译本问世。
(7)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收藏《胡适档案》，卷宗号E376-3。
(8)俄国驻中国大使馆在1920年9月最后一任沙俄使臣库达摄夫王子离开后就一直闲置，1924年5月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列夫·加拉罕进驻原沙俄驻华使馆。参见朱丽娅·博伊德著，向丽娟译：《消逝在东交民巷的那些日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93页。
(9)《胡适全集》第29册，第268页。
(1)《胡适全集》第29册，第308页。
(2)同上，第717页。
(3)同上，第127页。
(4)同上，第125页。
(5)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63页。
(6)《胡适全集》第30册，第145页。
(7)伊巴兹著，李青崖译：《启示录的四骑士》，北新书局，1929年；后改名《四骑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
(8)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收藏《胡适档案》，卷宗号E316-10。
(9)同上，卷宗号E319-3。
(10)同上，卷宗号E290-1。
(1)《胡适档案》，卷宗号E127-1、E140-8、E155-6。
(2)中文方面的相关论著参见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丁子江：《罗素与中华文化：东西方思想的一场直接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元青：《杜威与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3)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8—346页。
(4)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47—448页。
(5)参见胡适：《英文学系科目之内容》（1921—192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收藏《胡适档案》，卷宗号2144-4。
(6)参见《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一），第379页。
(7)《胡适全集》第29册，第301页。
(1)《胡适全集》第29册，第315页。
(2)同上，第319页。
(3)同上，第519页。
(4)同上，第637页。
(5)同上，第660页。
(6)同上，第150页。
(7) Louis Rhys Oxley Bevan to Hu Shih(1 May, 192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收藏《胡适档案》，卷宗号129-2。该信毕善功使用信笺抬头“Library of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Peking China”。
(8) Grover Clark to Hu Shih(October 7,191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收藏《胡适档案》，卷宗号2144-4。
(9)《英文学系科目之内容》（1921—1922)，《胡适档案》，卷宗号2144-4。
(10)《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一），第400、447—449页。
(11)同上，第449页。
(12)《英文学系学生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收藏《胡适档案》，卷宗号2147-9。
(13)胡适在该报发表的文章有：1.“A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 ed. by M. T. Z. Tyan, being the Special Anniversary Supplement of the Peking Leader, February 12,1919, pp.116—118;2.“Sinological Research at the Present Time,” Peking Leader reprints No. 11. Peking:Peking Leader Press, 1925, p. 7.
(1)《胡适全集》第29册，第207页。
(2)同上，第251页。
(3)同上，第662页。
(4)此事之经过及影响，参见哈雷·阿班著，杨植峰译：《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47页。
(5)参见《教务处布告》，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7日，第2版。
(6)参见《本校告白》，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16日，第1版。
(7)《胡适全集》第29册，第282页。
(8)参见《胡适全集》第35册，第287—297页。
(9)《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一），第400、409页。
(10)《胡适全集》第29册，第631—632页。
(11)《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一），第448、400页。
(1)《胡适全集》第29册，第629页。
(2)同上，第730页。
(3) Lewis Chase, Prose Selections or English Essays for Chinese Students. Peking:Pekin Educational Supply, 1924.
(4)有关钢和泰来北大任教及被推荐情形，参见王启龙、邓小咏：《钢和泰学术评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24页。
(5)《胡适全集》第29册，第180页。
(6)同上，第243页。
(7)同上，第492页。
(8)同上，第620页。
(9)同上，第634页。
(10)同上，第323页。
(11)《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一），第354、443页。1917年11月所编北京大学《现任职员录》可见其简介：法预科教授，白来士，37岁，法国，东安门外菜厂胡同。胡适日记中将白来士记为“白莱士”，此处为保持日记原貌，不做修改。
(12)《胡适全集》第29册，第339页。
(1)《胡适全集》第29册，第634页。
(2)《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一），第447页。
(3)《胡适全集》第29册，第747页。原作Fr. Otte，现改。
(4)《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一），第448、449页。
(5)参见欧阳哲生：《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命运》，载《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第42—56页。
(6)《胡适全集》第29册，第663页。
(7)同上，第245页。
(8)同上，第293页。
(9)同上，第631页。
(10)同上，第654页。
(1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收藏《胡适档案》，卷宗号E248-3。
(12)《胡适全集》第29册，第40页。
(13)胡适学习梵文在其日记中有记载，时间大约在1920年二三月间。胡适自称他最初学梵文是跟钢和泰学的，他可能在这时还听过雷兴的梵文课。
(1)《胡适全集》第29册，第180、193页。
(2)同上，第729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收藏《胡适档案》，卷宗号E247-1。
(4)《胡适全集》第29册，第308页。
(5)同上，第534页。
(6)同上，第343—344页。
(7)同上，第200页。
(8)同上，第481页。
(9)同上，第478—479页。
(10)同上，第482页。
(11)《胡适文集》第5册，第613页。
(1)《胡适全集》第29册，第545页。
(2)同上，第549页。
(3)同上，第554页。
(4)同上，第575—576页。
(5)有关喜仁龙这次访问北京情形，参见Minna T?rm?:Enchanted by Lohans:Osvald Sirén Journey into Chinese Art.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pp. 72—79.
(6)《胡适全集》第29册，第555页。
(7)同上，第561页。
(8)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8页。
(1)高濑武次郎：《胡适中国哲学论·序》，见井出委和太《胡适中国哲学论》，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7年，第3页。
基本信息: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3.009
中图分类号:I207.6;K203
引用信息:
[1]欧阳哲生.胡适与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J].国际汉学,2019,No.20(03):65-82+2+205.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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