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2期
殷周制度与中国政治文明的革新——从比较文明的视野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张国刚;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探讨了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与中国政治文明的演进，指出其通过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分封制、庙制及同姓不婚制，以“礼乐”道德共同体取代了商代“尊神重鬼”的神权政治，实现了划时代的制度创新。张光直则在此基础上，从比较文明视角强调中国文明的“连续性”，认为周制是对商代巫觋文化、氏族组织等底层结构的理性化与制度化提升，而非彻底断裂。殷周制度有延续有变异：商为松散的“方国联盟”，周则通过分封构建了血缘、政治与文化紧密结合的“天下”体系。信仰上从排他性的“帝”到普适性的“天”的转变，以及“敬天保民”理念的提出，为周人统治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基础，促进了华夏共同体的凝聚。最终，周初的制度建构奠定了后世中国“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基础，体现了文明演进中“因”与“革”的辩证统一。
巴西汉学开山之作——《中国与中国人》的初步研究
叶志良;1888年出版的《中国与中国人》一书是巴西汉学的开山之作，但至今汉语世界还没有任何关于这本书的介绍和研究。本文在仔细研读该书的基础上，试图探寻该书的作者、版本信息、成书背景、撰写目的、信息来源，介绍其主要内容，并分析其特点。研究发现，该书系作者恩里克·里斯本根据自己随巴西使团来华的所见、所闻而写，目的是要让巴西社会相信，引进华工是解决巴西当时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最好选择。该书信息来源广泛，内容极为丰富。作者对华态度友好，在书中揭露西方列强在华的野蛮、残暴行径，驳斥西方有关中国的偏见和歧视，对中国普通百姓特别是华工在美洲多国和地区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同时，作者时刻不忘撰写此书的目的，并采用类比手法，帮助巴西读者理解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
商业展销、科学研究与文化交流——德国华侨史的开端
江雪奇;本文通过三组案例，梳理了19世纪初至中叶最早的旅德华侨的特殊经历。在那个中西接触仍较有限的年代，欧洲居民极少有机会目睹真正的中国人；至于海洋交通相对滞后的德国，偶然来访的华人更是容易激起其国民普遍的猎奇心理。现知最早的居留德国的华人，大多竟是欧洲商人带去的“活体展品”，他们在各地巡回表演、供人付费参观。此种商业展演不仅没有像标榜的那样对于学术产生任何助益，而且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也属于侵犯人类尊严。尽管如此，此类活动客观上使得德国的民众和精英首次得以直面中国元素，相关文献亦从独特的角度反映了西方人的中国观变迁。文章重点分析了德国文豪歌德在家中接见中国来客的经过。
海外汉学视域下的《圆明园四十景图》研究
吴浩;杨懿;圆明园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典范，集自然景观、艺术创造和文化多样性于一体。本文聚焦海外汉学视域下的《圆明园四十景图》研究。多种版本的《圆明园四十景图》以诗文与绘画形式综合呈现，展现了“圆明园四十景”的独特魅力，其历史与艺术价值吸引了汉学家的广泛关注。本文分为三部分：首先，综述海外汉学家对《圆明园四十景图》的研究；其次，对《圆明园四十景图》在西方的传播历史和路径等进行研讨；最后，通过对绢本《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被劫掠、拍卖、收藏与呼吁回归的个案研究，进一步突显了海外汉学视域下《圆明园四十景图》研究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柏尔瓦德佛授对中国佛教与典籍的研究：上座部佛教与中国佛学的相遇
李灿;孙文玥;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对于佛教史来说是一个十分特殊且重要的时期——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两大传统的精英在这一时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典籍与思想层面的交流。此前研究大多使用中国视角与中文资料，鲜少从斯里兰卡等上座部佛教国家的视角与资料来观察他们是如何开始接触中国佛教的。20世纪初期，一批锡兰佛教学者走上了研究中国佛教的道路。本文选择的切入点是其中传记资料最为丰富的柏尔瓦德佛授（PolwattēBuddhadatta）长老。他虽以巴利语佛典研究闻名学界，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同时也是较早开始从事中国佛教研究的锡兰学者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佛授的研究，管窥20世纪前半叶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之间佛学交流的历史语境。
商务印书馆《英文中国历史》的写作、出版与西传
王巍子;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李文彬编著的《英文中国历史》，并尝试将其推向欧美市场。作者李文彬基于自身的教会学校背景和西方汉学视野，写就了一本十分西方化的中国通史著作。该书出版后，虽不闻于国内学界，却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先是作为优秀中国历史入门读物受到推崇，其后又成为分析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案例。作为中国史学西传和中国图书外销一次有益但并不成功的尝试，《英文中国历史》写作、出版与传播的过程，展现了清末民初中西学术交流中不为前人所注意的隐秘路径，对于今日中国学术、文化的海外传播，仍足为镜鉴。
卫礼贤的汉学网络和中德学术互动——以《中国学刊》（Sinica）为中心
肖瑶;20世纪20年代返德创办《中国学刊》（Sinica）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是汉学网络的编织者和中德学术互动的中介人。一如他在华期间的思想和活动，创办刊物旨在扩大双方了解，促进双向交流，拉近中德交往。他充分利用和扩展自己在中德政学两界的人脉资源，为自己办刊服务，尤其擅长与民国政府打交道，从中国官方争取资助，《中国学刊》由此成为德国唯一受到中国官方赞助的杂志；他同时也善于发现和培植在德的中国留学生作者，为中德学术互动添加了极富个性的一笔，这是其他德国学者难以企及之处。以《中国学刊》为纽带，卫礼贤不断尝试定义中国研究（Chinakunde und Chinaforschung）的内涵和外延，近百年之后，他的这一努力竟然与目前德国的相关研究旨趣合拍，这愈发显示出卫礼贤的学术远见和生命力。《中国学刊》是卫礼贤建立汉学网络的见证，也是中德学术互动的生动文本。
日本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时代语境
段江丽;周新慧;日本明治大正年间大量出现中国文学史著作，这一现象值得探究。综合考察当时的文化和教育环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因素：第一，儒学在跌入低谷后，迅速以新儒学的形式实现复兴；第二，与第一条相呼应，在日本现代大学学制的建设过程中，“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设立；第三，受西方近代学科观念的影响，在日本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学转型过程中，文、史、哲学科的分立，促使中国文学史成了中国学中的重要分支。当时，日本在帝国扩张与民族建构的张力中不断重塑文化认同，又借鉴他者化的话语策略进行现代性知识生产，正是在这种对西方既迎合吸纳又警惕抵抗的张力中，以儒学为中心的汉学传统悄然转型并获得新生，中国文学史书写即是兼跨中—日—西三者的复杂文化交流运动的产物。
黎明《中国文学史》中诗歌引文的跨文化书写
余夏云;出版于1964年的《中国文学史》，系林语堂女婿黎明的著作。该作品以英文写成，试图为西方读者提供一份有关中国文学发展的简明索引。它在行文和结构等方面带有黎明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鲜明印记，表现出简洁明快的叙事特征。但更重要的是，黎明通过大量引述曾经流行于西方的中国文学译本，帮助西方读者重新唤醒了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经典记忆。这些记忆与当时西方社会所强烈期待和塑造的、具有政治或文化功能的中国文学形象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突显了中国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性。黎明将那些原本脱离语境，展示个人喜好的文学翻译，重新嵌回历史，督促我们反思如何有效、完整地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正视历史叙事所造成的权力拉锯问题。文学史所述之内容看似高度重复，但黎明的例子显示：重复之中依然贯穿着写作者强烈的个人意志和时代选择。
中国近代思想全球史脉动的深描——评《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
李佳煌;彭春凌的《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采用跨文化思想史的视角，深入探讨了章太炎与全球思想界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揭示了章太炎思想演变所依托的知识资源与思想动力，从而为“章学”研究开拓了新的境界。更重要的是，作者事实上对“全球性的思想力量”与中国近代思想兴起的内在关联进行了一次“深描”，展现出全球思想史的方法论自觉，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的全球史脉动提供了一次成功的实践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