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04期
日本“汉学—东洋学—东方学”三百年演化论
王向远;从学术的角度看，日本学界以中国历史文化为中心的东方学研究，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演化历程。江户时代（近世）“国学”源自中国的儒学，扩展开去而形成日本的汉学。汉学中包含着以汉译佛经为经典的日本佛学，从佛学延伸，出现了将中、日、印三国作为区域整体加以把握的日本早期的东方研究。到明治维新后，形成了既受欧美东方学影响又继承江户汉学传统的“支那学”。此后，从“支那史”又延伸出作为区域史的“东洋史学”，最后形成了“东洋学”。战败后，日本的“东方学会”成立，标志着当代日本“东方学”基本摆脱了近代“东洋学”的国家主义立场，回归到较为纯粹的学术研究形态。从近世汉学，到近代“支那学”“东洋学”，再到当代“东方学”的发展演变历程，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日本的东方学学术史、东方学思想史及其学术特质的一个重要维度。
《诗经》在西班牙语国家的译介研究
田小龙;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已有西班牙传教士在其儒家经典译注中零星翻译了《诗经》部分内容，虽属片段性、偶然性的翻译活动，却显示出西班牙语国家对《诗经》的接触早于既有认知。然而，自1925年《诗经》首度系统译介至加泰罗尼亚语起，《诗经》在西班牙语国家的规模性传播至今已有百年。经过20世纪初的译介、20世纪60年代由汉学家引导的系统翻译以及21世纪以来不断深化和细化的译介研究，展现出逐渐深入的发展态势。在该过程中，诗人、文学家和汉学家纷纷投身于《诗经》的译介研究工作，不仅使《诗经》成为西班牙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同时也为中西文学和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促进了双方在思想上的互动。
《松花笺》译者与阿瑟·韦利的汉诗英译论争
胡婷婷;《松花笺》是20世纪早期一部重要的汉诗英译集，由美国汉学家弗洛伦斯·艾思柯与美国意象派诗人艾米·洛威尔合作翻译而成。两人合作翻译期间的大量通信多有留存，从中可以看出两位译者与同时代汉诗英译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其中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是最为强劲的对手。两位译者暗中与韦利竞争，希望在汉诗英译方面胜出一筹，同时又在报纸杂志上与其公开探讨汉诗及其英译的种种问题。这场论争总体上是良性的、积极的，他们既为对手喝彩，也给对手提出诚恳的批评，促使双方检视各自的译本、调整翻译方法、修正其中的问题。
新发现康熙朝满文文书与遣戍盛京的基督徒
庄声;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利用科学技术在中国顺利进行宗教传播活动，耶稣会士在传教中更是尊重中国传统的文化，允许中国教徒保留传统的礼仪活动。但是到了康熙朝其他修会认为这些行为违背了天主教的教义而发布禁令，由此引发罗马教廷和清廷之间的所谓“礼仪之争”。教廷为了解决礼仪问题派遣特使到北京交涉，但是在北京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怒康熙皇帝，还致使特使等人与相关教士遭到驱逐，协助特使团在京工作的基督徒受此牵连亦遭惩罚。本文主要通过鲜为人知的满文档案文献，辅以西文资料，对极少被学界关注的受礼仪之争牵连的基督徒进行探讨，以此澄清学界未曾了解的史实情况。
基于KAKEN数据库的日本中国研究探析（1979—2022）
刘岩;刘毅;在“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时代语境下，精准把握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及叙事方式显得尤为关键。本文基于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简称KAKEN数据库）1979年至2022年间收录的4840项中国研究课题，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进行历时性分析，深入探究日本学术界中国研究的演变轨迹与核心议题。研究揭示：日本学术界在中国研究领域形成了核心机构与领军学者，注重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内容以中国民族学为核心，覆盖文学、历史学、地域文化等，同时紧跟中国政策与社会发展动态，近年来“一带一路”成为其研究热点。这一学术特征体现了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研究的深入挖掘与跨学科拓展。系统梳理与评估日本的中国研究，不仅可以促进中日学术互鉴，也可以为我国相关领域理论体系的完善、研究范式的创新、知识共享的提升及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耶夫的中国佛教研究
陈映锦;王子璇;俄罗斯第十二届东正教北京传教团（1840—1856）开启了专业化的中国宗教研究，其中瓦西里耶夫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果。他对汉藏佛教史、儒释道三教关系、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等问题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学术问题，产出了丰硕的翻译、研究成果。他在中国宗教的研究方面始终以佛教为核心，将中国本土的道教、外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佛教相比较，深入分析佛教传入中国的适应与接受情况，乃至东西方精神的优劣。瓦西里耶夫在中国边疆地理、中国文学史等方面的长期积累，也为他的佛教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知识背景与学术视角。他在中国的见闻以及带回俄国的第一手汉藏佛教典籍，使他得以成为西方世界首位利用汉藏佛教文献研究中国佛教的汉学家。本文通过对瓦西里耶夫佛教研究成果的重新梳理与分析，确定他在海外中国佛教研究的学术地位。这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佛教在世界宗教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佛教研究的多元化发展、深化中俄文化的交流。
英国汉学家德呢克与《中国民俗学》
姜力丹;尼古拉斯·贝尔菲尔德·德呢克（Nicholas Belfield Dennys,1839—1900）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来华外交官、汉学家、报刊主编。他利用其在华的多重身份，通过实地考察、文献搜集、依靠学术好友为其提供手稿笔记等多种方式获取了大量中国民俗资料，按照欧洲早期民俗学著作的体例和分类方法编撰了目前西方最早系统研究中国民俗的专著——《中国民俗学》（The Folk-Lore of China）。德呢克对民俗文献的辑录呈现书面与口头并重的特点：他不仅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古代文学作品以及《京报》等书面文献中辑录民俗文献，还搜集了大量来自中国民间的口头故事，初具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色彩。西方学界对此书的评价褒贬不一：一方面，该书因其颇具东方学色彩的“中国民俗雅利安起源说”而遭到批判；另一方面，其丰富的中国民俗资料受到英国民俗学会的重视，被学会成员频繁参引，成为当时西方学界了解中国民俗的重要参考资料。
从《通报》看20世纪上半期法国藏学研究
丁斯甘;创刊于1890年、由法国和荷兰汉学家联袂主编的《通报》关注藏学研究，其刊发的论文、书评、资讯展现了20世纪上半期法国乃至国际藏学的发展轨迹。通过梳理《通报》1890—1944年刊发的文章，可以发现，20世纪前半期法国藏学研究注重藏学材料刊布，研究视角转向汉藏对比研究，并运用文献释读的方法研究藏语音韵、宗教、历史等多领域。
略论国外纳西学研究百年史
杨福泉;余丽婴;本文梳理了广受国际瞩目的纳西学在国外百年研究的历史脉络和各个历史阶段的研究状况及其特色。本文将国外纳西学研究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9世纪中叶到1949年，1949年至1978年，1978年至今；并重点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外纳西学的繁荣发展。1978年以来，各国学者采取深入的田野调查、多学科多视角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使纳西学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的频繁合作拓展了纳西学的比较研究和视野。
从《佩文韵府》到《汉文总书》：加略利对中国类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汤超骏;高永伟;清初官修类书《佩文韵府》收录汉字一万零两百余个，词语六十多万个，专供文人创作诗文辞赋时征选辞藻典故、讲求押韵对句之用。来华西人加略利（1810—1862）曾计划以《佩文韵府》为底本编纂一部大型百科全书式汉法词典——《汉文总书》，向西方展现中国传统语言文化“全景图”。词典样册、正本第一卷分别于1842年、1845年出版。后续编纂计划因故终止，不过现存刊印内容已足以体现其编纂技艺与匠心。本文从辞书编纂角度出发，对《汉文总书》和《佩文韵府》进行体例与文本的对比分析，还原加略利“文明互鉴”的路径，揭示西人编纂汉法词典实现对中国类书的传承与发展、以双语词典为媒介促成两种文明借鉴与融合的实践。